大公报：谁该为叙利亚偷渡男孩之死负责？

叙利亚小男孩艾伦死在偷渡途中，被海水冲上土耳其沙滩的照片，最近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幅悲惨场景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不亚于十几年前非洲那个饿的皮包骨的小男孩被秃鹫虎视眈眈的画面。在社交媒体无限传播的当下，同情如同地中海的潮水一般，将全球舆论淹没，甚至连政客也抓住机会，以此来搏出位：选战正酣的加拿大被突如其来地“卷入”事件中，总理哈珀在擦干眼泪之余，发誓要彻查为何小男孩入加签证被拒。

在纷繁杂物的信息洪流中，正常思维的人们肯定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悲剧如何酿成?到底谁应该为此负责?

客观而言，此事并不是孤例。数十年来，有无数偷渡客命丧大海，如叙利亚小男孩一样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但是偷渡依然延绵不绝。西方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超过2600人从北非或阿拉伯地区渡海偷渡欧洲而丧生，其中今年4月利比亚一艘载有900多人的偷渡船倾覆，数百人至今下落不明。

偷渡客以非洲、中东人为主。大量所谓难民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欧洲，不仅影响到了所在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以至安全挑战。于是偷渡已然成为欧盟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经济课题。一些欧盟国家对接收难民的政策进行调整和限制。这被很多人视作是叙利亚男孩悲剧的肇因。

难民主要分为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经济难民主要是因为所在国经济环境不好，遇到重大经济问题影响到生存，或寻求更优质生活，要到其他国家接受救济;政治难民指政治环境变化或恶化，产生人道主义灾难，才到其他国家避难。

欧盟一些国家对政治难民的接收相对宽容，但对经济难民则保持警惕。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前几天就对议会提议，有效区分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对经济难民不再接收。作为欧盟最主要发动机的德国，预计今年收到的难民申请数将达80万之多!这种情况让几个月前访问北京的欧盟“外长”莫盖里尼女士将难民问题视作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尽管如此，欧盟对偷渡客的政策已经足够宽容。比如有规定称，难民向第一个抵达的欧洲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意大利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一个例子是希腊政府都破产好几年了，本国人屡次上街抗议紧缩政策。该国政府虽然多次抱怨，但面对抵达的难民，竟然还能履约给这些难民发申请。

欧盟的这种政策，也是偷渡客明知渡海死亡率奇高，但也要冒险一试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欧盟已经对难民潮应接不暇，十分疲惫，不能将叙利亚男孩之死怪罪到欧盟头上，相反正由于欧盟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偷渡者们才敢于前仆后继。

那么谁应该为叙利亚男孩之死负责?

媒体披露的出事原因呈现碎片化，但几个基本的事实已经明晰。比如男孩是叙利亚人，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一家人从叙利亚越境来到土耳其，没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难民注册，因而没法获得土耳其政府颁给难民的出国签证。这样，合法出境的路行不通;他们也曾向加拿大提交过避难申请，因为有亲属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认为其不符合规定，驳回了请求。投亲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因而有舆论认为土耳其、加拿大方面该为此事负责。加拿大政党和媒体确实在进行反思，甚至有人呼吁应立即给叙利亚难民1万签证。不过这对此时的阿卜杜拉而言可能并非所需。他将男孩艾伦的尸体下葬后，表示要呆在原籍，“与家人在一起”。

阿卜杜拉早在5年前就从叙利亚来到了土耳其。英国媒体称，小男孩出生后他把一家人接到伊斯坦布尔，不过生活雪上加霜，阿卜杜拉便将家人又送回叙利亚家乡科巴尼。没想到遭到ISIS炮弹袭击，只能又逃回伊斯坦布尔，居无定所的他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既然合法去欧洲不行，去加拿大投亲也不行，阿卜杜拉就把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押给”了蛇头，交钱上了开往希腊的偷渡船。到希腊克斯岛只有10分钟的海路，然而航行了4分钟就遇险。

英国已经有政治家批评阿卜杜拉对家庭不负责任，盲目追求所谓的美好生活，而将幼小孩子的生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甚至使用了“贪婪”一词。

阿卜杜拉其实是成千上万个希望到欧洲安身立命的偷渡客之一。面对众多媒体，这位父亲从没提到过偷渡的非法和风险，只是强调他孩子的漂亮和无辜。

不少报道忽视一个细节，阿卜杜拉一家是库尔德人。这是一个相对悲剧性的民族，与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构成了中东4大种族，其他三族已经建国，库尔德人却分属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统治。他们在这些国家都是少数民族，除了在伊拉克有较好自治地位之外，在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命运多舛。

阿拉伯之春后，民族自决意识随着民主化潮流而再次觉醒。库尔德武装力量与土耳其等国博弈，希望独立建国，此事一直成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多国的心病。而ISIS的崛起正好与库尔德人生存区域有交集，大批库尔德人成为难民，阿卜杜拉一家逃亡土耳其也有这种政治背景。

然而，将小男孩之死的悲剧认定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祸患也并非绝对合理解释。阿拉伯之春与ISIS的产生没有必然的逻辑链条，相反，阿拉伯之春推崇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而ISIS是宗教保守化、极端化，两者本质是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之春不会必然产生ISIS，此类原教旨主义的组织一定是需要数十年的宗教渗透与思想沉淀，才会发展得如此极端。

ISIS只是借助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乘势做大，本质上是所在国政治一直缺乏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动能不济、小规模军事冲突不断导致的社会安全环境长期严峻所造成的。即使没有ISIS作乱影响库尔德地区，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当地人依然是联合国救助机构登记注册的“常客”;像阿卜杜拉孩子一样的可爱儿童也时常成为各种灾难的牺牲品。

说到底，叙利亚小男孩遗体冲上海滩的照片成了灾难定格的永久之痛，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一念之差的人性伦理。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时候，人民肯定会弃它而去;当一种诱惑在向一群人招手的时候，成功的成本可能要用几个悲剧去偿还。

(源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