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谈环球敏感评论：让不利信息软着陆

高渊：他是否认为你在煽动某种情绪？

胡锡进：他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们的报纸是多元的，吴建民的很多文章都登在《环球时报》上，他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作者。就在我跟他争吵完之后，没几天我们又登他的文章，在他出事之前我们编辑还跟他约稿，本来他是要星期一交稿的，没想到就出事了。

高渊：有人说，吴建民代表“鸽派”，你代表“鹰派”，你觉得你是鹰吗？

胡锡进：我应当说是观察者。但我认为中国需要几只鹰，中国不能没有鹰，既要有鹰，也要有鸽，都得有才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跟西方全方位地博弈。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

为什么《环球时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明中国社会接受我们，我们也发挥了作用。前几年希拉里访华的当天，我们发文章猛烈抨击她。英国首相卡梅伦来访，我们也是在他来的当天抨击他，因为他之前见了达赖，来了不代表这事过去了。

高渊：发表这种态度强硬的抨击文章，都是你定的吗？有没有上面的授意？

胡 锡进：都是我们自己定的，这怎么可能跟上面去沟通。中国的机制就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这种文章发出来，上面一看可能吓一跳，后来看完之后也接受了。这都是 一步一步做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宽容度。过去一说中美、中日关系，都不能说负面的东西，如今的环境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开创的，可以自由地批评外国。

现 在，我们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我们都可以客观分析这次访问的难度，我们对发表多元声音作出了贡献。我记得1997年克林顿访华，我们头版登了幅漫 画，克林顿穿着盔甲，上面插满了箭。后来我们报道朝鲜水灾，透露他们严重缺粮，过去怎么能说这些东西？还有在北京奥运会前，我们能够告诉中国人，我们的圣 火被人踩灭了。这就是靠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现在可以说，在《环球时报》上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国际环境。当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偏差，但总的来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我经历了波黑战争全过程，当时那里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换成现在，我早就出大名了。

高渊：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经历。你进人民日报之后，过了多久被派去驻外？

胡锡进：我是1989年从北外研究生毕业，进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先在国际部资料组搞资料，做了将近两年，然后又上了两年夜班，1993年春天被派到南斯拉夫当驻外记者。

高渊：你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俄语，南斯拉夫说的是塞尔维亚语，这两种语言接近吗？

胡锡进：应该说有点关系，但其实听不懂，像北京话和广东话；写出来也看不大懂，这点像中文和日文。我走之前，找了一个北外学塞尔维亚语的学生给我上了两小时课，好像花了16块钱。

高渊：然后就出发了？

胡锡进：对。临走带了本“塞汉字典”，还带了本WPS的书，因为我没用过笔记本电脑。到了贝尔格莱德先学塞尔维亚语，学电脑，然后是学开车，样样都从头学。在那儿前三个月非常辛苦，一下子掉了十几斤肉。

到了那年夏天，能够大致听明白当地人说什么了，也能看报纸了，WPS我硬是看书学会的，这样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高渊：当时南斯拉夫局势已经很动荡了？

胡锡进：内战已经开始了。波黑是1992年打起来的，我到了之后经常往波黑跑，一共跑了20多趟。我从贝尔格莱德开车过去，大约三四百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邯郸，都是山路。

高渊：那时候觉得危险吗？

胡锡进：当时不觉得，那年我才33岁，毕竟年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挺危险。就像要从路面上横穿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机灵的人天天横穿也没事，运气不好的穿一次可能就被撞死了。

高渊：那时候《环球时报》刚刚创刊，还叫《环球文萃》吧？你的稿子主要发在《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文萃》上？

胡锡进：当时《环球文萃》还是周报，而且只有8个版，所以我的稿子主要还是发《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版面也很少，国际版只有一两个。那时候能上一条消息已经很高兴了，不像现在编辑追着驻外记者写稿子。

那 时候波黑战争打得正激烈，经常是全世界的头条，我就在那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记得有一次看到交战的城市着了大火，满地都是炮弹壳，塞尔维亚军人躺在炮弹壳旁 边，联合部队刚刚进来。我试图穿过中间地带进入城市，但是被拉回来了。我写过一本书，记录了那段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能够听到子弹飞过来“啾啾”的声 音，腿都发软。但最后，这篇特写在《人民日报》也就发了700多字。

高渊：要是换成现在，你应该早就出名了吧？

胡锡进：现在的话，版面多了很多，再加上微博、微信什么的，还可以发很多照片，我就出大名了。因为我一直待到签订停火协议，差不多经历了波黑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记者，新华社会临时派个记者组，采访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

高渊：很多人觉得当驻外记者很风光，你是什么感受？

胡锡进：那个时代驻外挺光荣的，因为出国机会少。今天回忆起来，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70美元，加上波黑战区有点补助，加起来300美元。第一次出国不允许带夫人，我中间回国休假，然后妻子就跟我去了，把女儿送到陕西咸阳亲戚家去。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孩子都能说英语，我女儿却是一口陕西话。她后来上的唯一的补习班，就是英语。

我当总编后四年没有出过国，几乎连外地出差都不去，每天弄版面，当时觉得必须突破一些报道上的束缚。

高渊：从南斯拉夫回来就去了《环球文萃》？

胡锡进：我在南斯拉夫待了3年，1996年回来后在国际部待了几个月，我要求去《环球文萃》，当时这张报纸隶属于国际部。去了就当副总编，当时人少，一共才一二十人。

其实早在三年前，就是我去南斯拉夫前的几个月，当时《环球文萃》还没创刊，我帮他们拉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笔赞助。别人也拉过赞助，但真正见钱的我是第一个，那笔是1.5万元。

高渊：你拉赞助的时候，报纸还没出来，你怎么跟企业说呢？

胡锡进：我当时拿着黄页本打电话，像做酱菜的六必居我都打过，还有生产铅笔的厂家。就跟他们讲，人民日报要办一张子报，希望支持一下，等将来我们报纸出版以后，给你们补做广告。

那时候报纸少，真有企业给钱，我一共拉了10.5万元。同时，我也参与编辑工作，创刊号的头版就是我做的，当时做了好几期的头版，然后就去南斯拉夫驻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