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助力塑造中国思想的诗歌

作者：柯马丁/ Martin Kern

自古以来，《诗经》的影响力超群，没有任何文本比得上。一位评论家称，《诗经》是”汇集了人心与脑力的经典作品。”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据说孔子曾亲自编纂《诗三百》（由于《诗经》由三百首诗组成，因此又称《诗三百》）。孔子从三千余篇古诗中删定，”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末年，传习诗经的有《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四家学派，解诗的方式各不相同。

 

正如荷马史诗对西方的影响深远，《诗经》的作用远远超越文学，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历久弥新。这部诗集对教育、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有影响：在古代的外事活动中，吟诗作词是默认的沟通方式；诗集是哲学思辨中旁征博引的源泉；是评价史实的读物，往往在于讽刺批判；还是是启迪道德的教材。从那时起，《诗经》就开始不断影响中国社会，不仅在内容方面，还有表达形式。

流传下来的诗集收录进当时的四大家之一《毛诗》中，分为四个部分：160篇《国风》，74篇《小雅》，31篇《大雅》，和40篇《颂》。在《颂》篇中，公认《周颂》31篇的历史最为悠久，据说可以追溯到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初年。

 

《雅》的诗作篇幅都很短，是周代祭祀祖先的乐歌。仪式活动丰富多彩，并配有肉类、谷物和酒水等美味贡品。击鼓、摇铃、号角和管弦齐奏，舞蹈再现征服商朝的伟绩。周代的君王借此庄严的诗篇赞扬祖先，陈善闭邪。简言之，中国的诗歌源自宗教仪式。

 

接下来的《颂》篇配上仪式，有助于管理社会秩序。敬”天意”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部分。通过强调天意难违，诗经可以巩固周朝的统治。和《颂》不同，《雅》中的许多诗篇宏大而宽厚，以歌颂周世；《雅》是记载周朝政治与文化的核心文本。像古老的《颂》一样，《雅》平铺直叙，对其讲述的故事直指要点。

 

孔子与《诗经》

明显更有难度的是《国风》，这是15个地区的歌谣，大致分布在中国北部黄河沿岸。没有一首诗篇是历史叙事。有些看上去很简单，比如寄托之歌，恋人在黎明时的别离之歌等。也有诗篇咏叹农民抗议腐败官吏的辛酸，征战士兵的思家之苦，或妻子等待丈夫归来的空惆怅。人类的想法与情感在这里充分展现，所有解读诗经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

1919年的五四运动力图在两千年后终于瓦解的帝国遗址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传统。这时，中国又掀起一阵《国风》热：这些民歌优美简洁，反复言说，仿佛是平民百姓的内心抒发。

 

《国风》的第一篇，也是最有名的一篇《关雎》，一首两情欢洽之歌。但以往也是这么理解的吗？朱熹（1130年-1200年）就提出回归诗词本身，从汉代及以后的评论家评注的故纸堆中抽离，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壮举。有依据显示，天朝的诗人与学者不同，他们往往知道如何从表面赏析《国风》，不多加考虑，通过那些对理想、爱情和怨恨的表达，唤起他们对大自然生动的想象。

 

没有其它古文像诗经这样受到珍视，也因此通过两项并行的传统保存下来：一是学者的评注和科举制度，一是诗词记诵和引典。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古文献显示，《国风》是单纯的民歌。相传，朝廷官员从”里巷”中”采”风，向皇帝汇报民间情况与百姓呼声；据说，直到那时，采风得来的文本才改编为朝廷乐歌。然而，诗歌出自民间的那种笃信没有根据；实际上，诗经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前后频频用作引文，属于贵族的教科书，是儒家递相传习的经典书籍《五经》。

 

据此传统，每一行诗经可能都有不同的含义。一位汉代评论家认为《关雎》是文王（公元前1099年-1050年）与妻子相与歌咏；另一位评论家则认为是对周康王（公元前1005年-978年）的批判。后来，最近出土了几份素简丝帛手稿，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至2世纪，这份手稿认为”《关雎》表达了卿卿我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以礼相待来提升道德情操的愿望。”

 

通过诗词、仪式和乐歌，儒学意在灌输道德精微——咏颂诗经的形式便于记忆，有助于制定行为规范。诗经的诗和西方的诗歌传统不同，往往是无名的，形式看起来很简单。然而，诗词背后的含义深刻。对诗经的解读至今还有不同，尤其是《国风》。多亏解读不一而同，才使诗经历经考验，流传下来，没有遭到删减，也没有沦为单纯的表意工具。

 

《论语•为政》论诗经：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学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同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不学诗经，”无以言”，”其犹正墙面而立也”。

 

即使能诵《诗三百》：如果不能灵活运用达于政，”亦奚以为？”总之，诗歌（全都是无名诗）原本的意思为何，诗歌来自何处，这些从来都不是重点。重要的一直都是：如何为诗篇赋予新的内涵？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