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警惕封闭状态下的极端自虐　中国如何重建文化自信

近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如何影响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从地理上看，我们先祖生活的区域，处于远离地中海的亚洲东部，当希腊、罗马、巴比伦，埃及这些古代文明，如同环绕地中海这个“大池塘”的青蛙，发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响时，我们夏商周时代的古人，却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萧功秦演讲画面。（微信@萧功秦论评）

在我们古老的典籍中，也从来没有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的文字记录，我们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原创力，但它是在缺乏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长岁月中，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发育、生长、并成熟起来的。

由此产生的华夏古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先人缺乏文明交流的意识，我们的文化总是持续地、由内向外地传播的，有位法国学者形象地把华夏文明比喻成不断向外发光的“阳光文化”（Sunlight Culture），而不是被动吸收先进文明光泽而成长起来的“月光文化”(Moonlight Culture)。久而久之，我们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并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观念。

所谓的“天下秩序”， 就是一种在中国与异邦之间的“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天下以华夏（古代中国）为文明中心，以四周异族“蛮夷”为边缘。与这种秩序相对的，就是“朝贡体系”。周边民族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以表达谦卑者的敬意，中原王朝也慷慨地以更为丰厚的礼物作为回报，以显示对这种敬意的肯定与回报。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处于“天下秩序”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持续地接受着输诚向化的“蛮夷”异邦的忠顺。

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人，是没有欧洲人通行的国际观念的。国际不同于“天下”，国际秩序是以承认独立国家之间的多元并列为前提的。你如果问一位明朝皇帝，您是那一个国家的君主？他一定会听不懂，他会说，我是天下共主，怎么是哪个国家的君主？

中国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孤立性，由内向外的单向传播文明的方式，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国皇帝、士绅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实际上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自信”。

1793年与1816年，英国两次派使团来华，请求扩大与清朝的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与嘉庆皇帝，都因对方在觐见时，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仅愿意按对本国君主的礼节，行脱帽鞠躬礼，这就使中国皇帝大为恼怒，把这些不知礼数的夷狄异邦的使者驱逐了出去。

这些通过非洲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远道而来的英国使节们所提出的通商请求，也予以严词拒绝。这两位皇帝所下的圣旨，同样充满了文化优越意识，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籍与外邦以通有无”。嘉庆下旨称，“尔国离天朝太远了，以后尔等也不必前来，只要尔等把本国老百姓管好，让百姓和睦安泰，朕作为天子，也就予以嘉许，朕对尔国也就放心了。”

不但中国皇帝如此，中国的士大夫与百姓也有同样的文化心态，多年以后，桐城派名士方东树，还以鄙夷的口吻，来回顾当年西方使节不肯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的无知唐突行为，他写道：“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进贡，皇心喜其远夷之效顺，爱而畜之，降以恩宠，而奸夷志满意溢，不思答报，而潜滋其骄悛”。

这种文化优越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于鸦片战争经历了失败，但大清时代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定见。我们都知道的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近代最早介绍海外知识的，然而，这部书在发行后的三十年里，只卖掉1.3万册，而此书不久后传到日本，却在一年时间里，卖掉了30万册，尽管大清帝国当时的国土比日本大11倍，人口比日本多7倍。

由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优越感，使中国的皇帝到臣民，都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极度缺乏，由此造成的文化误判与战略误判，又进一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通州人质事件”看文明冲突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 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统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士绅是如何曲解西方挑战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1860年代，除了少数洋务派精英，极少有中国人醒悟过来，并清醒地认识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只要看看1860年前后朝廷大臣们给皇帝的奏折，读读那些如梦呓般的荒唐无稽的应对“英法蛮夷”的方略献策，人们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各阶层普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是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在关键时刻的历史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三十年里，大清帝国在西方挑战中不断陷入屈辱与失败，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并让俄国趁机夺取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直到了中法战争失败，中国士大夫精英中才普遍产生隐隐的群体焦虑感。当时中国人心中的问题是，中国是天朝上国，为什么洋人会不断侵凌中国，并且总是得手，中国总是屈辱挫折，中国何以自处？

于是在社会上流行起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泛教化论”的言说与思潮，士绅中盛行的这种“泛教化论”思潮，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当时连乾嘉学派大师、翰林院名流俞樾，也是鼓吹这一思潮的中坚人物。

—— 根据这种“泛教化论”的解释，洋人借船坚炮利来华，乃是因为，上天怜悯这些不开化的洋人，所以让他们发明了舟车，器械、算学与天文，从而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接受“尧舜之道”，此后洋人在礼乐教化的熏陶下，将成为天下中心的中华文明的归顺者。

—— 他们信心满满地预言，不出一百年，全球九万里，将会一道同风，天下一家，中国的圣教光泽，从此开始遍布全世界。（注：“泛教化论”的相关内容，可参阅作者的《儒家文化困境》一书）

这种封闭状态下的“文化自信”的奇葩论说，让当代人觉得如同梦呓般不可思议。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社会上具有最高知识文化水平的、被称为“士林华选”的高智商人士，竟然会群起信奉这种背离常识的低劣荒唐观念？

其实，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文化现象，那就是，当人们无法割舍与放弃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且一旦放弃，就会极为痛苦，又无法解释冰冷严酷的现实时，就会以曲解的方式，想像出某种理由，来维护传统观念的神圣性，以避免心理痛苦，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

原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早在 阿Q出生以前的大清帝国的高层人士中，早就盛行起来了。

可以说，在存在着群体性文化焦虑，而这种焦虑又不足以取代中国人顽强的文化优越感的情况下，中国士绅中盛行起来的“泛教化论”，是近代中国人通过心理防御机制，来挽救已经受到挫折的文化优越感的新的努力。

到了1900年，中国陷入了庚子事变的灾难，被极端保守派利用的义民们，他们坚信天神已经下凡，北京街头，人们纷纷传说，玉皇大帝、关公爷已经从天降临，来助中国来“扶清灭洋”了，18-19世纪之交的这些人们，超越了曲解作用，直接通过心理幻觉来维护天下秩序，这都是沿着“泛教化论”的心理防御的逻辑衍生出来的。

封闭状态下的极端自信，一变而为华夏大地上狂热的非理性排外运动，并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民族灾难，失败后的清廷不得不同意分39年支付入侵者九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以此来换取八国联军撤出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感，从此达到了最顶端。

颠复性的逆转：群体性的文化自卑成为国人的潜意识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经历的这场巨大灾难，最终摧毁了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优越感，非理性的保守排外主义也从此寿终正寝。

此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危机，不得不进行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而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随之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近代中国人的极度的文化优越感，被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

1906年以后的北京，让来访的日本人大为吃惊，他们在达贵显贵的客厅里，受到时尚的西洋饼干的招待，坐的是西洋沙发，中国主人用西洋的握手礼，代替了传统的鞠躬礼向客人致意，中国的精英们对一切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引为时尚，且趋之若鶩。

1906年，慈禧太后垂问应召来京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要不要实行西方式的立宪”？这位曾经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享誉全国的封疆大员，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立宪越快越好，连去国外考察都是不必要的，考察也只是走马观花，西洋的好制度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还考察什么？”

一种在西方发展了数百年，成为西方民族的经验生活的一部分的、需要复杂的社会文化条件支持，才能起功效的欧洲君主立宪体制，在张之洞眼中，居然连考察都是没有必要的。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拿来就可以用的。

这种社会风气到了这样的地步，曾经从德国考察回国的吏部侍郎于式枚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西方立宪制，中国至少要筹备二十年以后，推行起来才有效。于是立即在全国千夫所指，人人喊打。此人也在当时士林中“臭名”远扬。

此后几年，从日本归国的梁启超也感叹，自己对西学其实也只是略知一些皮毛，然而回到国内，却被全国大众视为精通西学的头等大师，到处被奉为上宾，受到鲜花掌声的欢迎，听众对他说的话，听得如痴如醉。这让他内心颇为难堪。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维持残存的文化优越感，被屡战屡败的现实最终冲击得粉碎之后，中国便陷入了最严重的文化自卑危机。

从文化优越到文化自虐

众所周知，在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思潮是这一运动的突出特点，传统文化被视为国粹，陈独秀宣称“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这种激进的全盘传统主义的强烈程度，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著述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吴稚晖喊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

钱玄同甚至极端到提出要“废除汉字”，在他看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初学童子则终身受害不可救药。”

他还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在他看来，为废孔学而废汉文之后，可用世界语取而代之。激进的青年们认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臭味。

毫无疑问，这种全盘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是人类文化史上前所未有，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的近乎自虐的严厉批判。

我们可以历数一下中国人的心态变化：从1793年马加尔尼来华算起，中国人从极度的文化优越感，经由“泛教化论”心理防御，一变而为庚子事变时代极端保守主义的恶性膨胀。

世纪之交，再一变而为群体性的文化自卑。又一变而为1915年后新一代青年人在咒斥祖先创造的文明的过程中，似乎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快感。从极度的文化自信，到极度的文化自虐，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钟摆效应，一波三折。

这就是近代二百年中国人的精神心态历程。人类历史上一种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一个具有强烈文明优越意识的民族，在二十世纪初期，却产生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激进的、全盘性的自我否定浪潮。这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极端反传统主义心态与思维方式，是如此顽强，以至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动荡时代，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它又以特殊的变异方式，体现于群体性的狂热的、全面打倒传统文化的“破四旧“的非理性行动之中。

历史证明，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是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以及它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消解作用。人类历史上一个有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伟大文明，却在二十世纪来临时，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自虐式的文化批判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因果报应”。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各国的历史经验是有益的。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都曾不约而同地诉之于本民族的古老传统，来强化这个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日本明治维新是如此，“复兴传统的土耳其”为号召的土耳其是如此，以“印加帝国”作为民族精神源头的秘鲁也是如此。

然而，中国的知识界主流，却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决裂来唤起民众，来启动本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说，这是人类精神史上非常奇特的吊诡景象。

严复是近代以来最深刻的思想家，他指出，当人们把旧价值完全抛弃，“方其汹汹，往往俱去”，“设其(传统)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严复的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当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全盘否定以后，就会如同把千百年来保护这个民族的生态防护林带全盘砍去一样。失去生态林防护的人们，那怕是引入外来的好种子，也会因水土流失，土质劣化，使外来文化因子也因“无枝可栖”，无法有效地吸附于受体之上，而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是“斯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为固”，其精义如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认为，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富强，必须是“新”与“旧”的结合，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统新故以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只有这样的阔视远想，中国才能日臻富强。

在文明互鉴中焕发真正的文化自信

经历了百年的民族苦难与浩劫，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人在痛定思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把握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短短的40年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此，中国通过文明互鉴，充分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科技、经济、与文化成果，与世界各国一起，共享全球分工与文化互动的巨大利益。

改革开放以前，封闭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事： 贵州两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如一个老母鸡生的蛋。（当时，一个蛋要一角一分钱，而一个强劳力只有五分钱。）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北京郊区的某大队当年曾自称为“冰棒大队”，因为那里的一个强劳动力的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够买一根冰棒。

而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人均三百美元，到近年来的一万美元。

从孔夫子至今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八十代人，而在我们这一代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的国运，近二百年来，从来没有像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这样好过。

中国人从极端保守，到极端反传统，通过改革开放，重新找到了真正的文化自信。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独特的价值与魅力、鲜活的生命力，这些优点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学习与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中国二百年的历史表明，一个拒绝文化交流的民族，是无法有真正的文化自信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在文明互鉴中，在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当今社会的“文化返祖现象”

暴风骤雨般的反传统大潮过后，中国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调重建。这固然令人振奋，但其间也不乏值得警惕之处。

这是因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进步，其实是相当缓慢的。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往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传统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人们的无意识与潜意识，在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以后，会重新被激活，从“假死”状态，一变而为真实状态，并在某些人群中恶性膨胀。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现象”。

在这里，可以例举一个例子，2017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湖南某博导教授写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该书作者居然声称，经过他的研究，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统统都是由中国移民创造的。该作者还公然宣称，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祖先都是由古代中国的人演化而来，连英语与英国人都发源于大湘西的英山，连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也都是来源于此地。作者由此还断言，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发源于中国。

我原以为这种违反基本历史常识的虚妄大话，是个别人的梦呓，不会有人相信，没有料想到的是，它居然能写成书出版，还受到相当多的人欢迎，有人声称，“这种观点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推荐者还赞赏该书说，“华夏先进了一万年，落后了一百五十年”。

二百年前的“天下中心观”居然再次跃然纸上，这表明，天下中心论的文化观念再次被激活，并迎合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警惕虚骄的民族主义

近年来，一种以“厉害国”为标志的虚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在社会上盛行起来。为什么国力强大起来以后，反而会出现虚骄的民族主义的回潮与膨胀？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强烈的悲情一直憋着一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多年了。于是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予以宣泄的群体心理。

其实，这种情绪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刚进入起飞阶段时，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了，1996年与2009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就代表了这种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登台亮相。它们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它们提出，“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这些高调派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在他们看来，人类不是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

这些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一切办法。

《中国不高兴》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青年读者的热烈赞同。历史悲情所具有的情感性与激情性，像一把干柴，很容易在国人中被煽动起来。

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这就如同一个进入发育期的16岁的孩子，刚长了点肌肉，自己觉得就是个大人，总要在村里比试比试，显示一下自己肌肉的力量，在这个孩子的心智上，欠缺与人交往的成熟智慧，谋求让村里人承认的意愿，远强于对切身利益的真实考量。

警惕虚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三结合

如果说，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虚骄文化心理，与大国民族主义已经有了结合的趋势，那么，当下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虚骄心理相结合的同时，又会渗杂着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十年大动荡时代的极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后，又在民间的某些人中再次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极左思潮在我们民族的理性层面受到严肃的批判，但它的深层次因素，包括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仍然死而不僵，时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不久前，当印度发生严重疫情，每天有数十万人感染新冠病毒（SARS-CoV-2），每天都有数万计的家庭因失去亲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国国内，却有人兴灾乐祸地把印度人焚尸烧火的照片，与中国火箭上升时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鲜明对比。

这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的批评与谴责。连发布者本人也认了错，撤下了相片。然而，却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网红教授，却出来刻薄地讽刺，说那些对该相片事件进行批评谴责的人，都是虚情假义的“圣母婊”。

该教授对印度疫情苦难中的普通人民，表现得如此无情冷酷，这种人性泯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他的冷酷极端言论，却仍然能得到为数众多的网民的点赞与支持。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要我们理解极左思潮的潜在影响力就明白了。

从极左思潮的“阶级论”，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变，其实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前后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在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的支配下，不把对方看作人，所以可以任意碾压。

从十年动荡中国的“H卫兵”、造反派对“阶级敌人”的“格杀勿论”，到当今民间的”战狼”网红的“虽远必诛”，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是高度同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不讲人性的、冷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居然出现这种奇葩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他们还会受到“巨婴”般的青年网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很容易理解，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十年动荡的冲击和反思，形成一种“灾难后”的人性启蒙，而某些年轻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他们既没有受到过学校人文教育的启蒙，又缺乏老一辈的＂灾难启蒙＂。

他们会在自以为的“国力强大”想像中，忘乎所以。极端民族主义的貌似＂政治正确＂，又让他们暴得大名，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如此只赚不赔的生意何乐不为？

在民粹浪潮中，做个万人喝彩的网红“英雄”很容易，但要摆脱掌声与利禄的吸引，用良心说活，保持理性与冷静，始终以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为重，而不是像当年的咸丰皇帝那样，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的危局中，仍然置社稷命运于不顾，贪图一时的快感。要做到这些，那就需要人文修养、理性与冷静，需要智慧，需要从历史中获得真知的知识底蕰。

“天下中心”的文化心理、极左思潮的潜意识，与虚骄民族主义，这三者一旦彼此相结合起来，其力度之大，对于我们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更严重的是，在数字时代，这种三结合，会让中国人在未来十年，有陷入民粹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灾难的危险。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会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环境，而如虎添翼。

这是网络世界的特点所决定的，网络会把同质信息不断地进一步叠加起来，网络使用者的信息会不断反复固化，形成受原有观念层层包裹的“同温层效应”，网络精英会自以为受到“正义”的支持者的最广泛支持，他们生活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观念果壳”里，却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网络时代的民粹主义，其严重后果更甚于广场民粹主义，它会让人类的常识理性在公共空间被迫边缘化。

一方面，是民间的自鸣得意的网络“战狼”，另一方面，是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文教育洗礼的、在“信息茧房”中长大的“巨婴”们。

这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彼此呼应，前者以虚骄的大言高论，来满足后者对人生意义感的虚幻追求。

后者对前者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舆论支持。使前者暴得大名，享受虚荣与掌声。

前者越来越得意忘形，后者则越来越如痴如醉。双方彼此唱和，相互强化，试图以此来影响社会舆论与决策者，这对一个民族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一方面，要吸取日本与德国这些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当一个曾经因自己历史而自豪的大国，后来受到历史上的屈辱，再后来又在短时期内强大起来，这样的国家，是很容易把持不住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后发展国家，美国的教训也同样值得一提，美国小布什在911事件后，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当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小瓶洗衣白粉，被美国主战精英说成是实据，却得到美国社会民意的压倒性支持。这也可以说明，社会上的非理性情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对人们的历史选择产生巨大的影响。

“毋大而肆。毋众而嚣，毋富而骄”：从传统中汲取智慧

必须承认，从“天下秩序”中脱胎而来的中国人，在与开放的世界打交道过程中，是先天地缺乏历史经验的，我们必须谦虚冷静地意识到，我们民族身上的消极性的东西，对于我们判断与选择会形成干扰。

所幸的是，较之秦至清末大一统时代的“天下秩序”理念，大一统之前的“国际秩序”理念，却有助于防范与抑制虚骄的民族主义。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类似于各国平等竞争的“类国际”秩序的时代。那时的先人还不曾受到秦汉帝国大一统以后的“天下秩序”夜郎自大的观念的支配，人们反而能够更清醒的意识到，诸国林立的环境中自己的客观处境。例如，中山国的王陵遗址中发现的，在钟鼎文中铭刻的一则国王给对太子的临终遗言，就具有高度的经验智慧：

“毋大而肆，毋众而嚣，毋富而骄。”

这种古典“中国理念”，如果能被我们汲取，就能丰富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集体经验。让我们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克服高调、激昂、亢奋、虚骄的民族主义，在文明互鉴中，走向成熟。

在我们民族陷于困境与危机中时，我们不能沉湎于悲情民族主义，用感情代替理性。当我们民族走向强盛时，我们也不能受虚骄心态的支配。

更何况，我们并没有值得盲目骄傲的资本，我们的人口面临老化，我们国家创新能力不足，我们的出生率不高，人口红利并不如原先想像的可以永远享受。我们的产能过剩，对外投资需要更友好的国际环境。我们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冷静面对。要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个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雍容大度、坦然从容的。一个成熟的民族的真正自信，表现为理性内敛，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有足够的气度与胸襟，来迎接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挑战。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宽厚包容，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善意对待邻居与世界，走出盲目自信的误区。

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获得教训，我们注定会重犯历史上的错误。要在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民族才有美好的未来。